茶花烟上面有个福字多少钱一包?我说不贵,你给我包一包吧。老板说:“我这里没有烟,只有花茶烟。”我说:“那你给我包一包吧。”老板说:“我这里没有花茶烟烟,只有白茶烟。我说,那你给我包一包吧,老板说,我这里没有白茶烟,只有茉莉花茶烟。
刘悦笛
谈茶之道,谈茶之美,就从一首著名且有趣之“茶诗”谈起吧。茶诗早已是中国诗当中的特定品类了,这也许就是“诗茶合一”吧。唐代诗人元稹有次品尝新茶后,写下了一首形式新奇的《一字至七字诗·茶》:
茶,
香叶,嫩芽。
慕诗客,爱僧家。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
铫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
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乱岂堪夸。
这首诗妙,每句字数,从一到七渐次铺开,终形成了塔状,又以诗题(茶)为韵,在诗之表现形式上堪称精绝。诗句所咏,极为切题:从茶这个字开始,从其叶的香嫩品质荡开思绪,联想到茶与“人”(诗人与僧人),茶之“形”(白与红)与“色”(玉与纱),又极尽精工地描摹了煎茶制茶之“前”(铫煎黄蕊色)“后”(碗转曲尘花)过程,进而上升到品茶的文化层面,暮邀明月、晨对朝霞,最终进入历史长河,茶后“洗尽古今人不倦”,那是中国人一直以来的审美享受,此乃何等“美事”也!
所以说,茶,不仅帮助中国人洗尽了“尘心”,还推动了中国“生活美学”之精进。茶,其实无非就是中国人饮料嘛,但就是这个“吃茶”简单之事,竟被中国人“啜”成了生活的艺术。“啜茶”这个“啜”字,甚妙,那就是茶要一口一口地去“品”。
所谓茶中味道,是说茶味关乎道,它不是茶的生理之滋味,而更是人生的况味!
茶,始终在生活当中呈现,既可以自己独饮,也可以款待友朋。东瀛的《广辞苑》就解释:“茶道是以茶汤修养精神、探究交际礼法之道”,原本在日本叫作“茶汤”而江户时代初期才开始叫“茶道”,茶汤仅就“饮”而言,而茶道就有了沟通之义。这个传统延续至今,林语堂先生就曾幽默地说过中国人“最爱喝茶”:在家中喝,上茶馆也是喝;开会时喝,大家讲理也喝;早饭前喝,晚饭后也要喝,有了这“清茶一壶”,似乎到哪里都可以随遇而安了。
唐代诗人钱起有一首《与赵莒茶宴》诗:“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所谓“茶宴”,是以茶代酒来宴请宾客。从“竹下忘言”、“一树蝉声”两句来看,赵莒的茶宴举办,大概在盛夏的茂林修竹之中。其中,宴会上品的紫茶,在唐代饮茶风尚中被视为上品,陆羽在《茶经》卷上也曾言,茶以“紫者上”,而“绿者次”。清风徐来、树影婆娑,三五好友寤坐清谈,比之于“竹林七贤”的痛饮狂啸,更是另一番风味,魏晋文人通过吃药喝酒入迷狂,唐宋之士则以品茗之清雅为尚。
诗中所说的“羽客”,指修仙的道人,“流霞”则是道教传说中神仙的饮品,据说“每饮一杯,数月不饥”。早在南朝,饮茶就已摒弃了羽化升仙的目的,而是借茶清心降躁,这里说的“全胜羽客醉流霞”,更说明此岸凡俗生命、世俗生活的快乐,比那些美丽而又虚幻的传说更具价值,这就是“生活美学”之境。
【从饮之“味”到茶之“道”】
那么,如何才能让凡俗生命活泼起来,让世俗生活充满趣味?
途径自然有很多,饮茶在中国人看来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更是通过饮之“味”过渡到茶之“道”。“尘心洗尽兴难尽”!实在是道出了千古茶道最精微、高妙的神髓——洗尽尘心,也就是把那些扰乱人的心绪、桎梏人的自由的世俗功利目的涤荡干净,剩下的,也就是关注生命、热爱生活本身之价值的赤子之心了,这就是诗人所说的“兴”吧。有如此兴味,如此真性情,方能体验茶之美,妙悟道之境!
清代人陈金诏《观心室笔谈》中所言尤为精辟:“茶色贵白,白亦不难,泉清瓶洁,旋煮旋啜,其色自白。若极嫩之碧萝春,烹以雨水文火,贮壶长久,其色如玉。冬犹嫩绿,味甘香清,纯是一种太和元气,沁人心脾,使人之意也消。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一壶,任独酌独饮,方得茶趣。何也,壶小香不涣散,味不耽迟,不先不后,恰有一时,太早不足,稍缓已过,个中之妙,以心受者自知。茶必色香味三者俱全,而香清味鲜,更入精微。须真赏嗜者之性情,从心肺间一一淋漓而出。”
中国茶道“洗尽尘心兴难尽”的超越境界,就融会贯通在整个品茶的过程中,最终从心肺间“淋漓而出”,这是何等的“真性情”也?!从茶叶(茶色贵白)、茶水(泉清)和茶具(瓶洁)的选择,到火候的把握(烹以雨水文火)、茶汤的观察(贮壶长久)与品味(其色如玉)、茶香(味甘香清)的玩索,每一个步骤,其实都在物质性、技艺性之中融入了“生活美学”的体验。
《观心室笔谈》还提出了“茶壶以小为贵”的审美标准,要求每一客人,人手一壶,独酌独饮,这才是“茶趣”呢,为何呢?空间上的理由,乃是壶小,使茶香不散,茶味不迟;从时间上,也要把握得不早不晚,早则不足,稍则已过,用心才能感受其“妙”道。如今中国人泡绿茶往往以大壶为主,但在与茶人的交往当中,以小壶冲之,的确更有兴味。
我有位云南茶人,曾复原了《清稗类钞》当中记载的喝茶方法,该功夫茶使用了三个壶:一冲茶一淋杯一洗杯,还使用了“以巾覆之”的方法,也就是冲茶后用茶巾覆盖在茶壶上面(既加盖,乃取沸水徐淋壶上,俟水将满盘,覆以巾),味道果不同!但是感觉所饮春茶,涩味尽除,中空有味,回甘涵咏……这就关乎所谓“色香味三者俱全”,需要充分、全面调动人的知觉(视觉嗅觉味觉),才能心领神会,由此才能香(“清”)味(“鲜”),从而进入“精微”之境界。品茶,就是从色、香、味等感官积极体验出发,中经身体器官的畅适,而最终实现“意消”与“心受”。
茶道,就是一种“过程美学”抑或“过程哲学”,过程高过结果,同时,自然也就是世俗的,茶道也是一种日常生活的美学和哲学,这是我的独特看法,也许更切近于茶的本质。
中国人的茶道,始自唐,光大于宋,肇极于明清,近代以来虽稍有衰歇,但嗜茶、品茶、尝茶的风气绵延不绝,近年来又有中兴之势,茶的复兴(特别是普洱茶的兴起)成为了当今“生活美学”重兴的急先锋,“生活美学”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理念支撑,位于昆明的弘益大学堂就已以“生活美学”为核心培养出五千多中国茶人。
古人历来重人品,既有诗品与人品合一论,也有“茶品”与人品合一论:饮茶可以见出人品、境界的高低,又可以促进人品、境界的提升。茶人合一,乃饮茶当中的一种境界,这当然也是高层次的理想的。其实,饮茶与人的道德、境界之高低并无必然的联系,嗜茶如命的人中,也不免有贪财好利之徒。更应看重的,还是茶道、茶艺的过程具有的“洗尽尘心”的可能性。品茶为人摆脱世俗桎梏、重返生命的自由之境打开了一扇门,至于能否实现这种境界,则要看品茶者本人是否情愿了。
【“三合其美”的审美体验】
茶,其实有“三美”,但三美却不一定非要仰仗名茶、名水与名器,那么,“茶之三美”话源何处?
《老残游记》第九回“一客吟诗负手面壁,三人品茗促膝谈心”中就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申子平、黄龙子和玙姑坐而论道,“话言未了,苍头送上茶来,是两个旧瓷茶碗,淡绿色的茶才放在桌上,清香竟已扑鼻”。申子平端起茶碗,呷了一口,“觉得清爽异常,咽下喉去,觉得一直清到胃脘里,那舌根左右,津液汩汩价翻上来,又香又甜;连喝两口,似乎那香气又从口中反窜到鼻子上去,说不出来的好受”。子平大为惊异,问这是什么茶叶,如何烹制,为何这么好吃?玙姑说:“茶叶也无甚出奇,本不过本山上出的野茶,所以味是厚的。却亏了这水,是汲的东山顶上的泉,泉水的味,愈高愈美。又是用松花做柴,沙瓶煎的。三合其美,所以好了。尊处吃的都是外间卖的茶叶,无非种茶,其味必薄,又加以水火俱不得法,味道自然差的。”
所谓“三合其美”,就是茶、水与煮茶的火候、器具。
好茶未必是名茶,野茶也是美的,因为其味也厚;水也是美的,愈从高处取就愈美;还有烹茶的火候,煎茶的器具,亦是美的。在传统观念中,茶属“木”,泉为“水”,炭为“火”(无论是鲜用的“松花”还是如今仍用的“核桃炭”),茶具为“金”(金属质的茶壶)、“土”(陶器制的茶杯),所谓“三合”,实在是包罗了金、木、水、火、土“五行”。这五行相生相偕,则全其美;相克相悖,则成其恶。品茶的学问,实在大焉!
“三合”,乃是“天人之合”的学问。“天”是茶叶、是泉水,是天然之物;而人,则指茶器、火候,是人力所能掌控的。从高蹈处来讲,茶本身,就是秉承天地精神与自然情怀的,可谓是“天”“地”“人”“道”之合一。茶,本于地,得于天,乃纳地之物养,采天之阳光雨露,这是“天”道;茶农的辛劳劳作,使茶得以显身,烹茶与饮茶更是将茶化入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此乃“赞天地之化育”之“人”道。
回到茶器这个“人造”问题,陆羽《茶经》所列茶器就有二十四种之多,分别供碾茶、藏茶、洗茶、煎茶、饮茶之用。到了宋代,蔡襄在《茶录》中将茶器精简为九种,有茶焙、茶笼(藏茶用)、砧锥、茶碾、茶罗、茶匙(解茶团、碾茶、筛茶、取茶末用)、茶钤(炙茶用)、茶盏、汤瓶(饮茶用)等。稍后,茅一相专门写过一部《茶具图赞》,为器物封侯拜相,绘图作传,将所列的十二种茶具尊称为“茶具十二先生”。
明清以后,随着清茶、散茶的风行,原来专门应付茶团的砧锥、茶碾、茶罗等都被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专门冲泡茶叶用的“茶壶”。古人饮茶,越到后世,越重其冲淡自然之味,因而不断剔除各种外在的作料,这种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倾向,在茶器中也显现无遗。如今笔者遇到不少茶人,他们都在复原唐、宋乃至明清的各种“茶事”之法,其中,就有茶人复原重造了古代的茶炉。这种小炉子便于携带,在泉边烹茶的时候,既可以用来煮粥,也可以用以煮泉。毋庸置疑,好的茶器与茶、水相得益彰,能给人带来极佳的审美体验。日本茶道就精于此道,从中土舶来的“唐物”到朝鲜传去的“高丽瓷”,皆成为东瀛茶道“素朴主义”美学之伴生品,中国茶所需之器,何不是如此呢?
晚唐诗人韩偓说,“越瓯犀液发茶香”,“越瓯”是唐代越窑所产的青瓷茶盏,陆羽曾说,“碗,越州上”。越州茶盏好在何处?越瓷像玉一样温润,像水一样澄澈,其色青,与茶之碧交相辉映,格外赏心悦目。晚唐另一位诗人徐夤专门写过一首咏越州青瓷茶盏诗《贡余秘色茶盏》:“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功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濆。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
越窑在唐代为官窑,专门为皇室烧制瓷器,所以其制作工艺、成品都秘不外传,故而称之为“秘色”。徐夤用“捩翠融青”来形容它的青翠欲滴,引人生出无限遐想。“功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则是说注入茶汤后的整体感官效果:茶盏青碧如玉,晶莹如冰,绿色的茶汤在其中轻轻回旋,香气氤氲,仿若绿云缭绕……这是何等的享受!又是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受用此等清福?所以徐夤不无得意地说,像我这样柔弱的病体,怎堪受用这“十分之福”?
【从茶壶到茶艺,品煮茶之乐】
到了宋代,点茶、斗茶之风盛行。“点茶”是用茶末和以开水,制成膏状,然后用滚汤冲点。热气腾腾的沸水点入茶膏,会激起纯白、细腻的茶沫,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汤花”。“斗茶”,就是三五茶友相聚,比试谁点出的汤花色泽纯白、造型多端、浮白长久,如今创新性的茶花制发是在杯中写字(如茶、风、道等字)。陆游的名诗《临安春雨初霁》中所说的“晴窗细乳戏分茶”,就是这种点茶游戏。
宋代点茶名手如云,宋徽宗、蔡襄、范仲淹等均是个中高手,就连出家人也不能免俗,雅好此道。杨万里曾观赏过蜀地僧人显上人的点茶绝技,作诗赞叹道:“分茶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蒸水老僧弄泉手,隆面元春新玉爪。二者相遭免瓯面,怪怪奇奇真善幻。纷如擘絮行太空,影落寒江能万变。银瓶首下仍尺高,注汤作字势嫖姚。不须更师屋漏法,只问此瓶与何答。紫微仙人乌角巾,唤我起看清风生。京尘满袖思一洗,病眼生花得再明。叹鼎难调要公理,策动茗碗非公事。不如回施与寒儒,归续茶经傅衲子。”
要在径不盈寸的茶盏中,点出幻化万端、造型奇异的汤花,点茶人除了勤学苦练,在技术上精益求精之外,还对茶盏做了改造,那就是从青瓷,变为黑瓷。蔡襄说:“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柸微厚,燲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建安烧制的茶盏色泽绀黑如漆,与白色汤花对比鲜明;纹理细密,激起的汤花匀腻;瓷胎稍厚,不易冷,汤花回旋往复的时间也就长了。看来,想在点茶中品味“芥子须弥”之趣,也须上好茶器。然而,点茶、斗茶毕竟还是以茶为戏,其看重的是茶的色,而不是香与味。要体味陈金诏所说的“色香味三者俱全”,功夫还得放在泡茶、饮茶、品茶上。明代以后,散茶冲泡成为饮茶风尚的主流,于是泡茶之器——“茶壶”又风靡一时,一直延续至今。
砂壶泡茶“盖而不夺香,又无熟汤气,故以泡茶不失厚味。色、香、味皆蕴”。所以这一时期紫砂工艺飞速发展,出现了一批紫砂名匠,如龚春、时大彬等大名远扬。他们在明代日益繁荣的商品经济中大获其利,一柄紫砂壶竟然能卖到一二十两白银,还供不应求,而当时普通市民一年的生活所需,也不过六两银子。这又是茶道对中华传统文化之推动力的绝佳例证,市场推动的茶的普及,如今好似奢靡之晚明,名家所做的紫砂壶不仅供不应求,而且也被市场推上了天价。
茶艺之中,更能显示人力功效的是“汤候”,也就是煮茶时的火候。这在唐宋的煎茶风尚中尤为重要。有人说,茶之妙,全在火候,这从陆羽《茶经》中所描述的煮茶技巧就能窥见一斑。陆羽认为,燃料最好用炭,其次用干烈的木材,因为它们发火猛烈而无烟,不至于影响茶的正味;煮茶时要疾风烈火,煮至三沸,方可食用,但这些讲究在今天来说,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古人煮茶,并非单纯烧水,而是乐在其中,享受烹茶的乐趣。烧水烟熏火燎,有何乐趣?烹茶之乐,恰恰就是由此开启的。
我们且看陆羽是如何体验煮茶之乐的:“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第二沸出水一瓢,以竹筴环激汤心,则量末当中心,而下有顷势若奔涛,溅沫以所出水止之,而育其华也。凡酌置诸碗,令沫饽均。沫饽,汤之华也。华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饽,细轻者曰花,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然。其沫者,若绿钱浮于水渭,又如菊英堕于尊俎之中。饽者以滓煮之。及沸则重华累沫,皤皤然若积雪耳。”
如果还原出这一文化现场,煮茶也是一个融声、色体验为一体的审美过程,也就是“生活美学”的活生生的过程。从听觉上说,从水将沸时细微的气泡浮出的声音,再到第二沸时的泉涌珠蹦,最后到了第三沸,茶器中竟也能翻江倒海、腾波涌浪!从视觉上说,茶末被滚烫激起,在水面上环游盘旋,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又如“若绿钱浮于水渭”、“菊英堕于尊俎之中”,真是千姿百态,妙不可言!
这就是中国“茶之道”,它独具魅力的“生活美学”韵味,如今中国人的“茶生活”当中被返本开新,譬如普洱茶在中原的普及就在寻求一种新道,为了避免与日本“茶道”区分开来,我建议还是用“茶之道”来言说中国吧,而且此道乃“妙道”也。
总而言之,茶之道,即生活之道;茶之美,即生活之美!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来源: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