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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中午，上海浦东大道141号，浦东开发陈列馆。

一群年轻人站成两排，笑着在陈列馆门前合影。

陈列馆前的墙上是一幅巨大的海报，身着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面带微笑，边上的配文写着“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

这里曾是浦东开发办公室的所在地，见证了浦东开发的历史性时刻。141号也有着特殊的寓意：“浦东开发一是一，二是二，一步一个脚印。”

28年来，浦东一步一个脚印，从南浦大桥到浦东国际机场，再从金桥等四大功能区到上海自贸区，逐步完成了从一片农田到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历史变迁。

官方数据显示，浦东GDP从1990年时的60亿元跃升到2017年的9651.4亿元，占上海全市近三分之一，今年则有望进入万亿元俱乐部。打在浦东身上的“开放”烙印，让今天的它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最为闪亮的路标，也是全球瞩目的一个重要地标。

进城，“到上海去”

1990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对外宣布。

当时，一位新华社记者写道：从这一天起，浦东这个在当时的地图上还没有标上地名的三角平原让世人瞩目。

浦东陈列馆展出的老照片显示，四十年前，从浦西望向浦东，那里还是低矮的房子和阡陌农田。

今年36岁的叶浩，在浦东一家私企工作。他是土生土长的浦东人，从小在上海县三林乡长大。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初的光景，叶浩笑着抬高声调，“那时浦东人去趟浦西就是进城，叫‘到上海去’。”

对于儿时的叶浩来说，进城玩是最欢脱的时光。他记得，当时从浦东到浦西，需要坐轮渡才能过去。而从三林乡去城里，往返大概需要一天的时间。

进城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叶浩通常早晨6点爬起床，和大他几岁的表哥骑着自行车，大约需要20分钟的路程，就到了一个叫“恒大桥”的公交站点。花上1毛钱，把自行车寄存起来。

再坐将近1小时的公交车，就到了周家渡轮渡站。

叶浩记得，那时坐轮渡的人像一条洪流，看见船过来就一窝蜂地向上涌。他通常喜欢挤到船头，任凭江中激起的浪花打到自己的身上。风迎面吹来，海鸥从身边飞过，船摇摇晃晃的。

下了船，又要再坐公交。大概是1个小时的光景，才能到离外滩很近的河南中路。下车后再走上20分钟，就到了目的地外滩。

叶浩说，那时他和表哥先要到外滩逛一圈，再去附近的书店里看书。等到了中午的时候，一人花两块钱吃上一碗素鸡面，开心得不得了。

浦东开发带来的变化，润雨无声地改变着浦东人的生活。

媒体报道，自1991年起，上海以平均两年一座跨江大桥的速度，相继建造了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奉浦大桥、徐浦大桥，直到2003年建成通车的卢浦大桥，彻底将浦东浦西连在一起。

叶浩“进城”的路也越来越短。1996年左右，从浦东到浦西有了直达的公交车。

而现在，叶浩从家开车到浦西，“不堵车的话20多分钟就到人民广场了。”

5月30日，在浦东开发陈列馆翻拍的1994年陆家嘴的照片。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浦东开发晚了，是件坏事，但也是件好事”

浦东的开发，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有句流传很广的话说，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东。

《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载，1992年2月17日下午，邓小平听取关于浦东开发和发展规划的汇报，并审看浦东新区规划图。听完汇报后指出：浦东开发晚了，是件坏事，但也是件好事。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可以高一点。起点高，关键是思想起点要高。后来居上，我相信这一点。

浦东人孙海萍记得，1992年，他从自家的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邓小平的讲话，感觉到社会在变，改革将进一步加大力度。

再后来，他看到身边的人命运出现转折：有村民养猪赚到第一桶金后成立公司，在外滩开起了珠宝店；还有村民去证券营业部炒股，赚得盆满钵满，住起了别墅。

1992年，国务院在关于上海市设立浦东新区的批复中指出，同意设立上海市浦东新区，撤销川沙县，浦东新区的行政区域包括原川沙县，上海县的三林乡，黄浦区、南市区、杨浦区的浦东部分。

在这一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报告中专门提到了浦东。他说，要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

1996年，浦东新区举办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指导市场。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翻拍

出租车司机顾师傅曾经历过浦东开发的历史性时刻。1991年，上海第一座跨越黄浦江的大桥——南浦大桥通车。当年在上海第三建筑有限公司工作的他，曾参与过南浦大桥的建设。那时他是一个电焊工，常在陆家嘴一带工地上干活。

顾师傅是浦东南汇人，他记得，“那时浦东发展的速度是日新月异，一天一个样。陆家嘴那边本来是一个贫民区，都是很矮很破的房子，没想到后来搞得这么好。”

浦东三林人曹善福也感受到了浦东的快速发展。上世纪90年代，他在三林镇上开了个小卖部。那时的三林镇上有很多工地，一到下班时间，很多工人涌入他的小卖部，喝啤酒、抽香烟，整个屋子挤得满满当当。

在陆家嘴一带，当年最有名的贫民区叫做烂泥渡。浦东新区展览馆中，搭了一个烂泥渡路1号的实景：两间瓦房和一栋二层小楼中间，夹着一条局促的巷子，靠里停着两辆黑色二八自行车，晾衣架横在两栋房子之间，上面挂满了各种颜色的衣服。

家住陆家嘴的朱大爷今年68岁，曾长期在浦东一家纺织厂工作。他回忆说，浦东开发前，他每天骑车上班时都会路过烂泥渡路。“烂泥渡都是矮房子，加高一点就是二层楼房。”

“28年变化太大了。”朱大爷目睹了陆家嘴从一片矮房子到上海名片的过程，刚开始是东方明珠，后来金茂大厦也建起来了，再后来632米高的上海中心成为了“中国之巅”。

浦东陈列馆展出的老照片中，陆家嘴在1994年以前是光秃秃的，由大片绿色的稻田和灰红色的棚户区组成。而现在的陆家嘴高楼林立，是全球金融机构的汇聚地，享有“东方曼哈顿”的美誉。

5月30日，在浦东开发陈列馆翻拍的2016年陆家嘴的照片。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回到浦东的留学生

在浦东陈列馆收藏的一份旧报纸上，记录了多项浦东之最，其中包括全国第一家由归国留学人员组建的律师事务所。这家律所，说的正是段祺华1992年回到浦东开办的“段和段律师事务所”。

段祺华曾是上海华东政法学院的法学硕士。1988年，他赴美留学，毕业后在美国西雅图一家律所做律师。

段祺华记得，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他发现大量美国公司希望借中国改革开放的机会进入中国。

“我觉得机会来了，决定回国发展。我妻子和妈妈都反对，但我已经打定主意了。”段祺华说。

主做涉外经济案件业务的段祺华，回到上海申请开办私人合伙制的律所。

当时，由于法律规定的限制，律所都是由国家或集体所有，不存在私人合伙的律所。段祺华回忆，最初他也碰到钉子，司法系统不同意他办这样的律所。但后来上海决定放行。

段祺华开办私人律所的消息很快传开。当时各种说法都有，还有人认为他在外国混不下去了，才选择回到上海。

在段祺华看来，这些都是无稽之谈。现在，段和段已从当年3个律师组成的律所，发展到在全国多个城市以及美国西雅图等地建立分所，旗下超过1000名律师的大律所。

“段和段律所的建立，得益于政策上的口子。所以没有浦东，就没有段和段。”段祺华说。

曾连续两届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段祺华，对上海和浦东的发展也怀着自己的思考，“浦东现在发展的方向是高层次的，要提高技术创新高度，加快产业改造升级。浦东应继续发挥引领全国开放的标兵作用。”

段祺华的人生故事，正是无数涌入浦东的留学生中的一个。据解放日报报道，早在1991年，上海就提出要根据浦东开发开放的需求，开展“智力回归”政策，欢迎出国留学人员通过合作研究等形式回国参与现代化建设，并设立留学人员工作指导机构。不到10年的时间，浦东就先后吸纳了20多万海内外专业人才，形成了高学历、高专业职位和较高收入的“头脑型”群体，加快了浦东人才资源由“体力型”向“智力型”转换的步伐。截至今年4月，浦东人才资源已达137万人，其中境外人才3.6万人，引进海内外院士90人、诺贝尔奖获得者5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13批共219人。

1993年拍的陈桂春老宅。2018年5月30日翻拍于浦东开发陈列馆。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2018年6月2日，修缮后的陈桂春老宅，现在为吴昌硕纪念馆。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新浦东人的成长

当时间跨入21世纪，浦东的发展不断汇入新的力量。

浦东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李艺（化名），刚刚通过7年居转户的政策落户上海。就在今年，拿到买房资格的她，在公司所在的张江高科技园区附近买了套房。

在张江高科技园区，集聚了大批像她这样的互联网人才，他们被称为张江人，也是新浦东人。

李艺是2004年来到上海理工大学读书的。2009年，已经工作一年的她，跳槽到浦东一家互联网公司。

那时的张江园区，对于李艺来说就是一个上班的地方。每天早上，她要从浦西坐公交赶往张江，下班后再回到浦西。“一到晚上，张江就是一个空城。”

李艺见证了张江园区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在张江将近10年，她看到各种各样的公司和人才涌入张江。

“张江发展很快，有点日新月异的感觉，各种设施一直在建。”李艺说，她以前觉得只有互联网公司加班很多，后来发现张江人加班都是常态。周末来到公司加班，停车位都是满的。

在李艺看来，现在的落户政策对新浦东人来说很难实现，应拓宽新浦东人落户的渠道，让更多人才能够扎根浦东、扎根张江。

官方资料介绍，张江高科技园区创建于1992年，正加速打造两大产业集群：“医产业”集群，涵盖医药、医疗、医械、医学的医疗健康产业。“E产业”集群，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互联网产业。

张江园区一家生物制药公司创始人陈力，便是生物医药产业的一位高新技术人才。他在2011年创建的这家新型医药公司，最近正准备在港交所上市。

陈力曾长期在跨国制药公司任职，曾担任该公司在中国研发中心的首席科学官，董事。

陈力记得，2001年他代表公司到上海考察研发中心落地的可行性时，专门到浦东参观了上海药物所，以及张江的两家生物技术公司等。“当时的感觉是中国政府有很大决心在生物医药方面做出努力，吸引跨国公司研发中心落地上海。”

在陈力的印象中，他在张江的十余年间，张江从一个产业园变成了一个科学城。对于外来和本土创业的公司，张江园区提供人才住房等各种政策上的支持。

曾经有一个细节让他很感动，2011年他刚创立自己的医药公司时，一次论坛上碰到科委的领导，对方问他办公室是否落地，得知没有后马上提出，“我们在张江有个办公室，你先拿去用。等什么时候公司落地注册了，再还给我们，我们也不收你房租。”

现在，陈力住在张江园区提供的人才公寓中，他很享受这里的生活，“哪条街道上种的有枣，哪条有银杏，我们都很熟悉。”

■ 改革亲历

周汉民 （61岁，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曾任开发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成员）

1987年7月，美国旧金山一位美籍华人教授、预应力专家林同炎先生，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写了万言书，提出浦东的开发问题，建议要立足浦东、放眼世界。那个时候，“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栋房”是浦东的现实。

江泽民同志对这个建议非常重视，交给时任上海市政府顾问汪道涵同志全力推进，开发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由此而生。这个小组很特别，它的成员囊括了与开发开放相关的，最重要的几个领域的专家。小组由汪道涵任顾问，副市长倪天增任组长，建交委主任张绍樑任副组长。我作为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经济法系刚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也被选入了小组。

我之所以被选入小组，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我有一定的英语基础；第二，我的专业方向是国际经济法研究；第三，1985年夏天，我在美国一个律师事务所进修期间，结识到访的汪道涵市长，有机会向他汇报对国际问题的观感和心得，汪市长对我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们这个小组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浦东开发开放的定位问题。比如是以浦东的小小一角做试验，还是把整个浦东都作为开发开放的试验田；是取几个点作为开发开放的重点，还是全面开花。

我们当初的设想是“三点一线”，今天陆家嘴、外高桥这两点完全是按照当年的设想建设的，金桥这一点稍微有一些移动，当时设想的是黄楼，也就是今天迪斯尼乐园一带。“一线”就是沿着东方路一线开发。“三点一线”的开发，特别强调要对外开放，先行先试。

汪道涵当时给我的任务，就是要研究浦东开发的开放程度和法制程度。

浦东的开发开放，以什么为标杆？当时全国已经形成四个特区，已有许多改革开放的举措。海南虽然当时还不是特区，但有30条开放政策正在制定。我们就到海南调研，决心争取到海南的相关政策。所以从国内来说，我们是比照经济特区；从国际而言，希望把上海“远东的巴黎”声誉恢复起来。

汪道涵同志对我们的工作相当支持，将我们的成果不断向江泽民书记报告。

1988年5月2日，市委、市政府在西郊宾馆召开了第一个国际研讨会——“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江泽民书记、朱镕基市长都到会，有150多人参加。

我们小组在这次会上提出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基本构想：整个浦东的大开放是带动上海发展的大开放，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大开放，是坚持“市场化、信息化、法制化、国际化”的大开放。

这次国际研讨会，主要就是全面介绍浦东开发开放方方面面的设想。如果要说在哪些方面达成共识的话，那就是浦东开发开放条件确定具备，方向明确，时机必须抓住。国际研讨会本身不会解决任何问题，但是昭示世界：浦东开发开放在即。

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决策。

■ 改革辞典

浦东开发：浦东，指上海黄浦江以东、长江口西南、川杨河以北紧靠市区的一块三角形地区。1990年4月18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1992年10月，国务院批复设立上海市浦东新区。2005年6月，国务院办公会议批准浦东新区为中国大陆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9年又批准撤销上海市南汇区，整体并入浦东新区，使浦东新区面积增加一倍。现在的浦东已成为“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

新京报记者 贾世煜 编辑 胡杰 校对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