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和气生财烟多少钱一条？”老板问。小伙子说：“五块钱一条。”老板说：“好的，我马上给你送过来。”小伙子拿着烟匆匆忙忙走了。过了一会儿，老板回来了，，说，你这条烟不对，我给你换一条吧。小伙子愣了一下，说，不用了，我不抽烟。老板说，那你把烟放下，我去买烟。小伙子一看，烟没了了。小伙子又问，老板，你这烟多少钱一包？老板说，不贵，十块钱一包。小伙子说，那太贵了，我不买了。
我初次见到她时，她已是1990年代上海虹口区公平路一带外烟圈的大阿姐。虽我同她之间有一段值得刻在我棺材板上，让我离开人世间后仍不得遗忘的感情，我却至今不晓得她姓甚名谁。由于她当年最喜抽绿摩尔，从那时起我就唤她“摩尔姐”，到今天，梦里遇见她时仍半尊崇半暧昧地唤她一声“摩尔姐”。岁月静好，珍惜当下！
壹 公平路外烟批发点
那一年，我的出窠兄弟（上海话，一同长大的好友）阿尼头在万体馆土山湾服装小商品一条街盘下了一处店面，基于对“马无夜草不肥”的认同，卖服装之外，他也暗戳戳地卖外烟。店面刚开张之时，从广州进服装的事将他缠住了，抽不开身去采买外烟，故而将外烟采买之事全权委托给我。他之所以敢将此事交给我办，一是多年兄弟之情使得对他对我颇为信任，二是他晓得我之前在延庆路一带干过蹲在路边，倒扣箩筐，再在上面放置空外烟壳子的事。
1990年代时的上海，有两大见不得光的外烟批发地——一处是位于老闸北与虹口交界地带的虬江路，另一处则在虹口区公平路一带。两处的上游货源基本一致——由在上海客货运码头登陆的海员私藏带入上海，海员里有国内的，也有老外。公平路一带在当时之所以能成为上海外烟批发地之一，就是由于离码头很近，近水楼台先得月。而虬江路一带也发展成外烟批发地，还得拜其处于“两不管”地带所赐。
我与虬江路那帮人发生过纠纷矛盾，为少生是非就选择到公平路替阿尼头批些外烟回来。可由于我是陌生面孔，公平路的几个烟贩子说什么也不肯跟我做生意。我将上海市井江湖好话说尽之后，这才有个烟贩子点了头。我以为事情搞定了，没想到的是他将大兴（上海话，冒牌）的万宝路、箭牌、555给了我。他将我当洋盘（上海话，外行），可我毕竟也算是圈里的，留了个心眼，三个牌子随机各拆了一盒验烟丝，先鼻子一嗅闻，再打火机一点，明显就是大兴的。
这种事情，要么就是那烟贩子的招牌从此砸了，要么就是我是自己认倒霉、自己吃进，故而免不了一场争吵。吵着吵着，他有些急了，欲从文斗升级为武斗了，拿出了脚踏车环形锁，我也解下裤子上的皮带准备当武装带使以护自己周全。正当我与他二人要对拷（上海话，对打）之际，一声霸气威严但听得出是女子发出的声音传来：“要打出去打，这里是做生意的！阿山，侬真跟这个小赤佬挡相挡（上海话，打架），挡出事体了，老派（上海市井俗语，警察）来了，大家都不要做生意了！”
那个叫“阿山”的烟贩子蛮听话的，就说了一声“好额，阿姐”，转身离去。我急了，大吼道：“钞票退呗吾呀（上海话，钱还给我）！”他回过头看了一眼那女子，很明显是在等下一步的指示。那女子颇为潇洒大气道：“阿山，钞票还给人家，这桩事体到此为止，结束！”他脸上带着苦笑，将之前我给他的钱一分不少地还给我，嘴里轻轻暗骂一声就走了。
我怀着感恩之心走到那女子面前，心情甚好甚至有些激动，这才将前面因怒在心头而导致的审美视野模糊去除。我看清了她，——迪纳运动鞋，健美裤，威鹏牛仔衣，鼓鼓囊囊的腰包，身高1米65左右，大波浪长发，除单眼皮外，脸蛋五官算得上精致诱人。她点燃了一根绿摩尔，吞云吐雾之间对我言道：“小阿弟，侬火气也小一点，都是拉米扒分（上海话，赚钱）做生意的，和气生财！下趟来此处批外烟，侬来寻我！”
自此后，我帮阿尼头到公平路批外烟只找她——在上海公平路一带外烟圈颇有声名威望的大阿姐，我叫她“摩尔姐”。
贰 远洋宾馆旋转餐厅
因批外烟的事与摩尔姐接触多了，再加上我给她介绍了几大单黄河路、云南路上的生意，我与她就成了生意场上的朋友。她常请我去公平路附近的远洋宾馆旋转餐厅喝咖啡、吃西餐、品洋酒。餐桌上嘎讪胡（上海话，聊天）之间，我晓得她是上海旅职毕业的，英语说得不错，曾有一个当海员的外国男友，初入外烟这行时，她男友的人脉资源对她帮助很大，后头分了是她晓得那男的在自己国家是有妇之夫。
一次喝洋酒喝得多了后，摩尔姐对我酒后吐真言，说是真心蛮喜欢我的，自己年纪不小了，想寻个看得顺眼的轧朋友（上海话，谈恋爱），问我对她是什么态度。我呢，说实话，对她是有点意思，但她在上海外烟圈里是大阿姐，我只是个上海市井江湖里的卑微之徒，地位相差悬殊——我若跟她好了，岂不成了吃软饭的，在上海滩上是要被耻笑的。
当年的我还没领悟到“软饭硬吃”的真谛，所以就忍痛割舍了摩尔姐对我的一份真挚情义——只做生意场上的朋友，男女朋友那种大好事我无福消受。如今每每想起，仍能让我心酸悲伤。
叁 东余杭路烟纸店
与摩尔姐在感情上摊牌之后，再加上阿尼头也有精力管外烟这一摊了，我就不大去公平路那里了，也就断了与摩尔姐的联系。大约是在两三年后的一趟敲麻（上海话，打麻将），阿尼头新认识的女友拿出绿摩尔来抽，我这才想起了摩尔姐，就问阿尼头公平路那里的外烟批发点他还常去嘛，那里有个大阿姐认识伐。
他的回答有些让我弹眼落睛——公平路那里已被老派端掉清理了，那个大阿姐也被关进提篮桥（上海市井俗语，监牢）。我听后长吁短叹，有些失态地将麻将桌上那包绿摩尔紧握手中，取出一根来抽，一边抽，一边门牙紧咬嘴唇，咬出了血。阿尼头和他女友觉得莫名，但也不好多说什么。
大约又过了十年，有一回，我兜转东余杭路，在一处烟纸店看到了一位长相酷似摩尔姐的女店主——单眼皮，脸蛋五官已被岁月打磨得失了光华颜色，长发还是长发，不过是直的。我不能确定该女子就是摩尔姐，加上我总觉得自己是个负心汉、薄情郎，有愧于她，故而我不敢一下子近前攀谈确认。
思想斗争约摸5分钟之后，我鼓足勇气走到烟纸店门口，很自然地问女店主：绿摩尔有伐？
